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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足迹---追忆黎雄才 于风 国画大师黎雄才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了。近日翻阅黎老的画集和一些文字资料，回想与他数十年的接触，音容笑貌以及论艺谈天的情景，似乎宛然在目。重读他的作品，就像沿着他的足迹，眺望他漫长的人生道路。值此忌辰，援笔写下我的一些感想，聊以寄托对黎老的缅怀。 黎老于1910年出生于广东高要县肇庆镇。1927年被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召到广州春睡画院深造，从此踏上漫长的艺术征途。当时，高剑父对这位年未弱冠的弟子，并不是要求他过早地参与“新与旧”的论战或创新尝试，而是严格地要求他对中国画传统笔墨语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他拿出珍藏的许多历代名画，要黎氏临摹，“每天叫他爬到阁楼里临画，他一上去，高剑父就把梯子抽掉了，免得他散心。”同时也带他到大自然中去写生，把学到的传统技法，在写生中去实地运用。但在这场新与旧的较量中，对他必然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至少是对艺术复杂而深刻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也引导他开始朝着高氏所倡导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方向，尝试着迈开了第一步。
1932年创作的《潇湘夜雨图》，称得上是黎氏早年最成功的代表作。画幅描写了当代水上人家在风雨归途中，于错落的竹林近旁停泊的情景。画面吸收了西洋水彩画的技法，以及大面积的渲染营造湿润朦胧的效果，同时在景物的刻画上，又显示出他掌握传统笔墨的功力。作品获得当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同年，高剑父资助黎氏留学日本。如果说自入春睡画院，到1935年回国，这前后八年，黎雄才还是以求学、深造为主，那么八年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他扩展视野、深入生活、进一步体味人生的契机。这段时间他大部分在祖国的西南、西北地区度过，旅行写生并举办个人画展，还于1946年去敦煌临摹壁画，积累了大量的速写、写生画稿数以万计，从而使造型能力大步提高。如作于成都的《猎得山禽信马归》和1948年所画的《牧马》，这些源于生活的命题中，既是对大自然的讴歌，也显示了画家技艺的娴熟；虽然画中的人物、马匹只是景物的小小点缀，但那动态神情却跃然纸上，充满生活气息，成为点睛之笔。 新中国的诞生，为黎雄才的艺术生涯进一步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不只是他笔墨技巧愈加成熟、形象构成的手法愈加提炼，更主要的是新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对艺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在思想意识和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结果。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黎氏的山水画已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画面上雄伟的气势，源于画家对真山真水的饱满激情；他笔下的山石树木，使人体味到大自然的社会性和时代感，是画家对祖国壮丽山川的放声高歌！ 我常说汉语词汇中“江山”、“河山”的含义，不只是字面上代表的意思，而是涵盖更广大、更崇高的内容，因此也才有历史上的“还我河山”的呐喊和现实中的“江山如此多娇”的赞叹。
黎雄才的山水画，正是以这种内在精神，感染着广大观众。我想这也正是被人们称颂的“黎家山水”的重要品质。在他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有两类作品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以雄放的笔触对革命圣地的描绘，如《井冈山双马石哨口》、《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办公处》、《长征第一山》、《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和《延安之春》等等，莫不蕴含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画家对革命先驱的崇敬之情。其次，是表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记录了祖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值得特别提出的，该是他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表现武汉军民与洪水搏斗的《武汉防汛图卷》。1954年夏季，长江中游，洪水泛滥，严重威胁着武汉三镇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党的号召下，全市军民展开历时三个多月的防汛斗争。当时广州美院的前身———中南美专全体师生也无一例外地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值壮年的黎雄才，一面参加防汛，一面利用手中的画笔，记下了这场人与大自然灾害奋战的历史，经过一年多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长达二十八米的力作。当这件作品首次展出时，立即引起轰动，并赢得“防汛史诗”的高度赞誉。 黎老除善作大画之外，也喜作高不盈尺、长达数丈的长卷。如《漓江春雨》、《黄山》、《万松图》等，正如古人所说的，收到“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的艺术效果；是画家数十年深入生活、辛苦劳动的结晶，也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黎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个宏愿，即将“两江”（长江、珠江）“一河”（黄河）以长卷形式分别写下它们由发源到入海的全貌。但一则年事已高，再加两度摔伤骨折，行动不便，使这一愿望未能全部实现。他完成一半的《珠江长卷》，已达七十余米，如此巨大的工程，出自八九十岁的老人笔下，能不令人惊诧！
黎老虽以山水画大师的盛名驰誉海内外，但他留下来的大批花鸟草虫精品，同样令人称奇。他始终把花鸟画作为山水画的基本功对待，每日晨起，先画一小幅，从不间断。熟悉黎老的人都知道，他每年除夕之夜或元旦之晨，必画幅花鸟谢岁迎新。这些貌似应景的小品，同样显示着大师足迹的印痕。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黎氏更多次奉派出国，先后到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港、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或举办画展，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画迹。
在回顾黎雄才先生漫长的艺术人生时，不能忽略他在美术教育战线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半个多世纪中，经他精心培育的学生，现在许多已成为知名画家或美术战线上的骨干。 黎老在教学上，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学习态度必须老老实实，不能贪大求全。所以他主张开始最好从花鸟入手，因为观察起来比较细微，写生可以和实物同样大小。而山水就不同，山无定形，也无定色，正侧远近，变化无穷，而且写生时要缩小数百乃至数千数万倍，难掌握。所以他主张打下基础，再画山水。这也可以说，是黎老对自己创作的亲身体验的总结。 黎老在艺术上达到这样登峰造极的境界，是与他的勤奋、刚毅、数十年如一日地探索追求分不开的；也是他敦厚人品的具体表现。正如古人说的：“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黎老常对学生讲，一个艺术家必须有崇高、清雅的思想和人格，思想修养不高，在作品中必表露无遗。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那都是虚的东西。这也正如鲁迅说的：“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熟悉黎老的人都知道，他热衷公益，广施善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动放弃部分政府规定的福利待遇，自建小筑于珠江南岸。将海外友人赠送的小汽车交给单位公用；捐建单位的艺术交流馆；耄耋之年，集精品数百幅捐献国家。平时，他交游甚广，往来社会贤达、工农群众，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其乐融融。他在闲谈时常讲起自己的养生之道，也是他的处世哲学。那就是“运行不息，随遇而安，百无禁忌，适可而止。”这四句十六个字，也可算是他的“座右铭”。据黎老解释：“运行不息”，不仅指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而且宇宙万物无不在运动之中。人生在世时光有限，不能把飞逝的时间，空空地放过去。“随遇而安”就是要能适应周边的环境，无论顺境、逆境，都应有所作为，碰到矛盾，不要怨天尤人。“百无禁忌”不是专指饮食，而是对意志的锻炼。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谨小慎微，胸襟要开阔。但任何事情，过了头总是不好的。常言道“过犹不及”，所以该“适可而止”。相信听过黎老讲这番话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黎老逝世的半年前，中国文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有鉴于老画家数十年来对美术事业的卓越贡献，特为他颁发了绘画界的国家级专业学术最高奖项——第一届“金彩奖”。 黎老以九十一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他的人生足迹，不但通过他的创造和辉煌业绩长久留在世上，也将永远地留在我们心中。
《人民日报》(2003年01月16日第十五版) http://www.people.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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